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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丹 为什么要到死才捐？早点捐吧 记者：去年你又捐了40亿港元，对外也很低调，你会怎么花这笔钱？ 陈一丹：其实自己很早就写了遗嘱，当时写的时候想着有一部分要捐出去，后来想为什么要到死才捐？早点捐吧。然后自己就定了一个要捐的比例。 这次捐款后就有一个资金池，长远可以做点事。以往的捐款都是有具体项目的，无论是武汉学院、一丹奖或者别的项目。这次捐的时候没有一个特定项目，只有一个方向，那肯定就是关注教育。 这次捐也不是捐现金，是捐腾讯的股票。本来是按50亿港元捐的，然后股票跌了，办完手续下来变成40亿港元了。 记者：全球“一丹奖”在创办中有没有遇到大的困难？像今年“一丹奖”得主法兹勒·哈桑·阿贝德，在国际上已经很有名了，也拿了很多奖，“一丹奖”对他会不会是一种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 陈一丹：今年“一丹奖”已经是第三届了。过去4年来，评审委员会、顾问委员会等已经慢慢形成。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全球教育界沟通，得到他们的支持，我感到非常兴奋。 “一丹奖”面临的挑战是建立起一个长远机制。我坚信，这个机制最终是有效果的。评审委员发挥独立性和专业性，顾问委员提出流程和标准，理事会负责奖项的长期运作。这本质上是个评审机制，要做到厚实、有权威性、有影响力，需要长期持续的工作。 今年开始，我们也专门邀请全球范围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评估工作。我们还在考虑，如何扩大“一丹奖”在全球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影响力越大，大家就越重视教育。 阿贝德获得“一丹奖”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达到了我们的4个评审标准：教育的变革性、对未来的前瞻性、创新性以及持续性。围绕这个标准，也会讨论其他细节和问题。但既然评出来是他，那就是他了。虽然他可能得过扶贫等其他奖项，但作为教育奖，我们这个级别是最高的。我们坚信“一丹奖”评审机制的纯粹性和权威性。而且，我们的奖金中一半是奖励给个人，还有一半是要求继续做，影响更多的人。 记者：“一丹奖”奖金是诺贝尔奖奖金的3倍。教育奖比别的奖更重要吗？ 陈一丹：在我的骨子里，设立“一丹奖”的初衷就是认为教育是人类最重要的东西。那我认为它就值得用这么大数目的奖金去推动，不要去比较。 但是，更长远的目标不是关注奖金的数额，而是奖项的认可度和权威性。获评“一丹奖”是否代表这就是好的教育，是否能够让大家认同、学习、应用，造福于人类，这才是最重要的。 教育有不变的东西，就是对人的培养 记者：按照你的理解，中国教育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一丹：对中国教育首先要高度肯定。教育本身也是一个民生权利，就跟吃和住一样。中国教育原来“温饱”水平都没有，现在变成九年义务教育了，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国在学校建设等硬件上已经做得非常好，下一步是，如何培养人？如何提高教育的软实力？如何提高师资水平？ 高等教育方面，现在除了“985”和“211”高校以外，北上广深以及江浙一带都有一些优秀大学在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个势头是非常好的。问题是，如何让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惠及更多人？还有教育的软实力，像教师的培养，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面向未来的科技发展，我们现有的教育体系如何拥抱它，更需要开放和创新。一方面，各个国家无论遇到什么风风雨雨，彼此都要保持学术交流。另一方面，无论是教育政策的制定，教育体系的某些试点放权，还是监管能力的提升，都要有突破和创新。 教育体系是所有社会功能体系里最复杂的体系。它的持份者（stake holder）太多了。但我们仍要不断推动它的创新和改革。因为，这不是你想不变就不变，而是整个信息革命决定它必然会变。这个变化迟早要发生的。只是在哪个地方发生？这个变化与其他领域相比可能会特别慢。但是，这个变化一旦发生就是变革性的，对整个社会体系有变革性的。 教育最终培养的是人。所以，教育领域的变化，我们绝对要重视。未来的10年、20年、30年……这个变化一定会来临。你不能等着变化的来临。你也是变化的一部分。你也是变化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设立“一丹奖”就是希望大家来交流和推动教育向好的方向变化。好的教育最后是属于全人类的。 记者：刚才你说，教育可能也要发生变革。你认为，教育最先会发生什么变革？ 陈一丹：关于教育发生什么变革，我想，根本上取决于“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段时间提出了2035年的教育发展目标，很多任务非常紧迫，一些目标还没达到。我们也委托《经济学人》智库专门设计了一个“全球教育未来指数”，提出21世纪的人才要具有六大技能： 1。跨学科的能力——以前是分学科，未来社会需要更多的综合能力，需要跨学科； 2。创新的能力和分析能力； 3。具有企业家精神——面对事情你如何推动，可能包括冒险、勇敢等特质； 4。具有全球视野； 5。掌握数字化的能力； 6。具有领导力——领导自己也是领导力，这是一种综合能力。 可能今天我们看是这6种能力，10年后看可能是另外一些能力。社会总是在进步的。但教育有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对人的培养。 我们中国人讲“教育”，是由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教”和一个“育”。“教”，就是教你能力、知识、本领。“育”，就是育你的人格、品德、胸怀。甚至，“育”比“教”更重要。 教育场景会变，教育方法会变，整个教育系统会变。这些变，都是为了提升人的能力，适应未来。永远都是这么一回事。 我这一辈子做不完，就一代一代去做 记者：你怎样评价武汉学院这样的一个“孩子”？ 陈一丹（挠头）：做武汉学院比“一丹奖”难啊。很难。我本来做企业的，不是做教育出身。但做武汉学院时，靠着一种情怀就进去了。我想办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可能我这一辈子做不完，那就一代一代去做。 武汉学院的定位我想还是应用型，再就是国际化特色，从本科阶段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条路长着呢。只要看到每年毕业时学生们的笑脸，我觉得就值了。 记者：从来没想过“抛弃”武汉学院这个“孩子”？哪怕最难的时候？ 陈一丹：没有。最难的时候，真的是最难的时候，我会唱一首广东话的《渔舟唱晚》，歌词很好。唱唱就过去了。还好，现在没怎么唱。 记者：公益有那么多的领域，为什么非要做教育？你觉得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也许在某些地方某些人眼里，活着是最重要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