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德国的制造业，其实一直是很为人称道，也有很多高级的技师。中国未来的产业工人，在制造业方面，是不是会走向这样的一条路？有一天也能够让大家觉得，作为中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他是一个具有工匠精神的技工，是无法被替代的，有技术能力的人群。 杨志明：是的，你讲得很好，德国的技师和工程师，是有同样的待遇。他们有个35年的职业调查，就是做了35年的工程师和35年的技师，最后技师的总收入其实还比工程师多5万马克。所以它有吸引力。日本的精工精神也是一样的，它倡导人要专注一件事情，二三十年，把这一个事情、一件工作、一个产品做专、做精。所以中国现在倡导工匠精神，一样的，就是要让年轻人感觉到，学技术好就业，学好技术收入多，掌握技术诀窍，还可以活出出彩人生。中国这个技工大国，也快速地成长为技能强国。 吴小莉：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和技能强国到底还差距有多远？ 杨志明：像德国、日本，它在员工队伍里头，高级工占的比重是50%，或者50%以上。咱们现在去年，技工队伍是1.4到1.5亿人。 所以中国今后，首先要补这个短板。从目前来看的话，是设想“442”的结构，40%的初级工，40%的中级工，20%的高级工，和其中5%的技师，从这个方面逐步地缩小距离。 四 吴小莉：伴随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外卖派送员、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成为寻常百姓家的，得力生活助手，不过一路欢歌的态势下，也有一言难尽的苦楚。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快递员、外卖员，匆匆穿梭于大街小巷之间，看似在，拼时间拼速度的他们，实则在拼生命。城市骑手疲劳驾驶，或者是违章超速来赶点结单，也让他们发生意外，以及交通事故的概率增加。 2018年曾经有，上海总工会委员公开发言表示，新业态就业的群体，大量存在“三不”现象，也就是未签劳动合同，未缴社会保险，劳动经济权益不保等现象。然而由于，新业态下的用工方式，具有就业形式多元、工作时间和地点不固定，用工形式灵活等特性，对于如何界定劳动关系，如何保障议价能力极低的，分散状态下的从业者的权益，又要如何地解决他们的维权困境，一直成为难题。 主持人：现在新型的产业工人喜欢加入这些新业态之下的服务业，像您提到的外卖小哥，也有人开始关注到，外卖小哥分很多种，有些是平台的，有劳动合同的，有保险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众包的，也就是，他们是一个兼职的状态。如果出现了一些工伤，他的社会保障就会比较少。其实说到底，随着新的业态的发展，中国的人力劳动的架构和结构，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是不是应该要针对这些新的变化，采取新的应对的措施，让这些新一代的劳动者，能够有更好的社会的保障？ 杨志明：新业态也引发了，以后要创新劳动管理，那么这次在疫情冲击下，新型用工方式就比较活跃。共享员工最近也比较活跃。比如，西贝当时是以堂食经营为主，盒马鲜生，它在线上发展比较快，所以传统餐饮企业，就把暂时没有业务的员工，进行了共享。这些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对于这个新业态、新型用工模式，我们不能用老办法来管理。对于新业态，是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最后看准以后，积累了经验以后，再以规范促发展。那么，对于没有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他们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怎样交，这就是需要探索的课题了。新型用工，网络驱动的平台支持，它的优势是劳动精准、就业精准。好多在平台注册的人，他不一定每天到平台去坐班去。他是按区域划分，听到有订单以后，他才出动。所以他这个劳动效率也提高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遇上劳动争议怎么办？原来劳动争议是企业调解，企业调解之后，又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那么现在就发展到，线上调解应运而生。 五 吴小莉：2020年的4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在文章中写道，多年来中国城乡发展是割裂的，存在城市、农村两层皮的现象。而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工，则是“候鸟式的两栖模式”。也就是说通常农民工们，会跑到沿海大城市打工，忙到春节前后回老家过年几天。如此年复一年地“雁南飞”。 这种生活和工作，两地分离所产生的问题，在常规年份并不凸显。但是这次疫情发生之后，农民进城就业的机会，被堵住了，收入通道直接被切断，有评论反思：过往的，城市化模式问题出在哪儿？如何让农民工不再游离于，城市化进程和体制之外？让他们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如何真正让，农民工在城市安家落户？ 主持人：这次的疫情为我们暴露出了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也可能也给了我们一个真的去改变它的机会。我们的产业工人、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工作，到了过年的时候才回家。等到要复工的时候，因为出现了疫情，回不到工作的场地，这种情况在这次春节后尤为凸显。怎么样让这些产业工人，能够真的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安家落户，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您怎么看这次的疫情所带来的，关于产业工人城乡两地化的问题？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成为一个解决它的契机？ 杨志明：在疫情冲击之下，人们说为什么有，这么大量的农民工复工呢？我们粗略地看了一下，外出打工的是1.78亿人，有2000多万，是留在城市里没有回去。那么这1.5亿人中间，构成了农民工，是春节以后，大规模返城的流动群体。这个过程中人们也思考，怎么样能够使具备条件的农民工，在城市里能够落脚？要不你现在，从乡村回到城市，特别是这大城市，还得有14天的隔离期。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复工，寻找隔离住房也是个难点。不少企业和重点项目工程，就是为了打通这个难点，有的还建了方舱宿舍，那么就又想，怎么能够把短期的刺激和中长期结构优化结合起来？这就是说，能够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它释放一个什么需求呢？释放一个在城市需要大量的、多元化的租赁住房市场。我们就建议，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倡要大力发展城市多元化的租赁住房，特别是要有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租赁式住房。什么特点呢？小户型，最小的30平米建筑，一个单间、一个卫生间加一个阳台的。再往上一点儿，就是45建筑平米，还有60平米。叫小户型低门槛，政府补，滚动租。那么滚动租，租个3年一个租期，5年一个租期，完了还会继续滚动，有条件以后，你还可以回购。这样的话，既改善了农民工的住宿条件，至少改善了一部分，简陋的住宿状况，还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你在城市里边，打工或者叫务工经商，可以领取居住证，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有条件的经过积分累积，还可以落户，享受全部的城市公共服务。我想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诉求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一代农民工挣钱回乡发展，盖房娶媳妇，是他们那时候的想法。老一代农民工，是拎着编织袋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拉着拉杆箱进城的。他是要进城就业，并融入城市发展。老一代农民工，是要求足额支付工资，那新生代农民工，还要参加社会保险。老一代农民工，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新生代农民工，还要分享企业红利、分享城市发展成果，要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所以老一代农民工，他遇到问题他忍一忍，那新生代农民工，还要积极维护权益。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合理需求，也是我们新型城镇化重大的战略任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