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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坚：我们这项研究对于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影响因素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在这项研究发表作为2017年央行工作论文发表后，其中一部分发现已经被其他后续研究验证。更重要的是，我们研究的主要发现也与2017年以来一系列的中国金融监管政策比较一致。我认为，近年来中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一系列政策基本方向是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尽管监管调控的力度可能见仁见智。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点： 其一，尽管中国金融体系是以商业银行为绝对主导，中国商业银行的规模和影响力让非银行金融机构相形见拙，但非银行金融机构已经是可能引发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之一。中国商业银行已经非常明显地受到非银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传递的影响。我们还发现，在2008年至2015年期间，从股市的表现和金融风险传递的角度看，中国的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表现很相像。这个发现也第一次为2018年的银保监合并提供了明确的科学证据，在体制上更加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也与欧美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采取的加强针对各种类型金融机构的统一监管完全一致。 其二，如前面谈及的，股份制银行而不是四大国有银行更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递。因此，2017年以来压缩金融机构的高风险资产约16万亿元的政策措施，是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正确措施。 其三，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还必须关注来自全球金融体系的风险传递。一些主要国家的金融部门已经对中国金融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风险传递。但另一方面，中国金融部门在2015年底就已经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部门，尤其是对亚洲主要发达国家如日本的金融部门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力。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国际溢出效应需引起关注。 其四，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传递的诸多影响因素，我们进行了全面的实证分析。尽管包括民间借贷等其他因素在内单独来看可能是显著影响因素，但综合来分析，实际上只有市场化的利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准货币供给等这些与货币政策有关的宏观层面因素，以及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和流动性等微观层面因素，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传递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以定量的科学证据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不能根本分开，中国的货币政策必须配合金融稳定政策。近几年央行的货币政策显然考虑到这点。同时，宏观层面政策因素和宏观审慎管理也必须与微观审慎管理相配合才能更有效防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2017年以来降低金融机构的杠杆率，并压缩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较低的高风险资产都是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根据我们的科学研究证据，确实会有助于防范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