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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说：“（因为）出现了四个亿的或有负债，按照协议，我24.39个亿（对价），减去你披露的银行债务这一块，我再减去现在或有负债产生的话，我公司要去背四个多亿的债务，就多增加了债务，那我减去了，它这个1.67亿早就已经没有了，他倒欠我钱了。” 香港兆恒公司表示，他们根本没有拿到水电站的收入，因为财务已经被银行监管。 香港兆恒公司总裁助理余军向记者表示：“每个月（的）收入，银行就（给我们）留一点税金、人员工资、日常的运行费用，剩下的银行拿走。” “我们当时支付股权转让款3.23亿，还有银行还本到息我们拿了3个多亿，我们整个拿出来有6个多亿。”王辉说。 记者注意到，依据前述福建高院《判决书》中的内容，仅认可香港兆恒公司共支付了2.21亿元，但这一数额是否全部为转让价款，并未有进一步的认定。 收购困局 值得关注的是，对于被收购的泰龙股份公司是否有隐匿巨额债务，在8·24协议中对财务交割也有着明确约定。 8·24协议第4.2条第（2）项a款载明，“买方最终支付的代价应根据双方共同审核认可的载于附件13的目标集团截至财务交割日的账面经营性应付款及账面经营性应收款进行调整”，而这条是4.4（3）款项1.67亿元的前置条件。 负责此次收购的律师表示，8·24协议签订前，对于泰龙电力集团的债务及泰龙电力集团的运营水平，香港兆恒公司都是非常清楚的。只是到了2014年9月份，8·24协议约定的4.4（3）款项支付前，泰龙电力集团公司不仅提供了4.4（2）约定的泰龙电力集团偿还相应银行贷款并已解除相应权利负担及保证，还提供审计后的财务数据时，香港兆恒公司没有想到泰龙股份公司居然还有4亿多元的债务，这也导致4.4（3）款项1.67亿元无法支付。 叶跃松表示，在8·24协议之前，泰龙已开始进行资产重组，泰龙股份公司作为核心优质资产已做好在港股上市的大部分准备，财务上一直都是“轻装上阵”，集团大部分贷款都在泰龙电力集团，这点8·24协议也是有体现的。只是在2014年7月、8月，集团出现流动性危机后，为了尽快解决贷款问题，这才有了香港兆恒公司的收购。 在叶跃松看来，香港兆恒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国胜的信用不够，才是造成此次收购陷入僵局的原因。 不过，针对叶跃松所指的信用问题，香港兆恒公司并不认同。在控制泰龙电力集团的股份后，2014年12月18日，香港兆恒公司对泰龙电力集团的董事会进行了重组，相关董事会决议第一条，即表示“因公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叶跃松个人债务纠纷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不良影响”。2015年1月15日，泰龙电力集团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辉。 在变更泰龙电力集团法定代表人后，2015年12月21日、2016年1月18日，泰龙电力集团对控股的寿宁县蒲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芒市泰龙电力发展有限公司也进行了法定代表人的变更。 针对香港兆恒公司上述变更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泰龙电力集团也通过民事、行政等方式进行了诉讼，对控制权的争夺，卖方一直延续到举报至公安部门才暂告一段落。 （原题为《福建最大民营水电集团转让纠纷：一方说钱没给够，一方说有巨额隐匿债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