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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21位省部级中央宣讲团成员来自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的有关同志，有5人负责两个地方的宣讲工作（按6天《新闻联播》出镜顺序）：中央政法委委员、秘书长陈一新（湖北），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沈春耀（宁夏），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河北、云南），山西省长楼阳生（山西），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山东），司法部党组书记袁曙宏（浙江），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甘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知论（湖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福建），中央政策研究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江金权（江苏），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苗庆旺（吉林省、黑龙江），中央编办副主任牛占华（陕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舒启明（河南），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西藏、四川），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刘结一（贵州、青海），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内蒙古），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王晓晖（广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唐方裕（辽宁），中央纪委副书记、国家监委副主任肖培（安徽），中央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穆虹（海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党组书记、部长张纪南（江西）。 “政事儿”注意到，上述21人中，沈春耀、王晓晖、陈一新、施芝鸿、韩文秀、袁曙宏、穆虹、舒启明、江金权、张来明等，曾在十八大后几次参加中央全会的精神宣讲。 沈春耀、王晓晖两人，十八大以来举办的7次学习贯彻中央全会精神宣讲团，他们都参加了。 沈春耀在宁夏宣讲时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伟大创造，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出来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这是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广西宣讲时，王晓晖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有自己的主张和定力，不能照抄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完善制度，还要解决好价值体系问题，必须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党的领导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是核心力量，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
陈一新两次参加中央全会精神宣讲。2016年11月，他曾参加了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 此次在湖北武汉宣讲时，陈一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这些新成就的取得，靠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靠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他强调，“中国之治”的根本奥秘在于制度优势，要认清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强化制度意识，发挥制度威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更加持久的制度伟力和治理能量。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来抓，提高政治引领能力、法治保障能力、德治教化能力、自治强基能力、智治支撑能力。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贵在行动、贵在落实，要在学深悟透做实上下功夫，做到学悟结合促深化、学研结合促消化、学用结合促转化，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施芝鸿曾先后参与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文件，以及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届四中、六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六中全会文件起草工作。
在河北宣讲当天，施芝鸿曾接受央视《新闻联播》采访。他说，“这次在经济领域的制度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创新，就是把两个所有制方面的毫不动摇，扩展到分配和生产的交换、流通，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做到优势的相互叠加、相互推动、相互完善。” 2位地方省部级“一把手” 21位省部级中央宣讲团成员中，有两名地方党政“一把手”：山西省长楼阳生，以及在四中全会前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转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的石泰峰。由十九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组织编写的官方权威《辅导读本》收录了13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近30位省部级领导干部和有关专家撰写的解读文章，其中就包括楼阳生和石泰峰两人。 11月11日上午在太原市进行宣讲时，楼阳生说，“全会作出的《决定》，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对于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深远历史意义。”
11月14日，在呼和浩特宣讲时，石泰峰说，我们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科学谋划、精心组织，远近结合、整体推进，确保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各级党委（党组）要更好发挥领导、把关作用，推进各项工作都要遵照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确保各项事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能力，想问题、作决策、抓落实都要自觉对标对表，涉及方向性问题必须以这些制度为准星，涉及制度层面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能有丝毫含糊、任何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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