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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试图从湖北回贵州工作，在一个微信交流群中，大家仍在热烈讨论各个社区的要求：包括需不需要做核酸检测、CT检查；要不要在酒店隔离等结果；费用谁来出等等各种问题。这种讨论已经持续了很久，“前辈”们积极分享经验，但几乎每个人的具体际遇都不一样。 3月27日，胡玉舞终于下定决心由鄂返黔。胡玉舞在出发前已给社区打电话报备，虽然很多细节还不清楚，她从自己打听到的消息中隐约判断到，（返黔）应该没有大问题。 “我每天都发好多信息，问能不能回来？”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2月10日左右，柳善明的工厂就该开工了。在柳善明身后，站着200多位“急着上班”的工友，他们的工作地都在河北廊坊市安次区仇庄乡的一座工业科技园内。 时间一天天流逝，一起流逝的还有柳善明工厂每月6万多元的房租和无法完成的订单。3月26日接受采访时，身在湖北随州的柳善明仍然很是焦急：“离开湖北的通道都开通好些天了。为什么还没有个明确的政策呢？”他不断和前述工业科技园市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联络着。“我每天都给他发好多信息，问能不能回来？”柳善明当日告诉《财经》记者，他已经持续咨询了至少半个月，但得到的答复要么是否定的、要么是模糊的。 (柳善明及其工友为返岗而准备好的离鄂申请表。受访者供图) （柳善明及其工友为返岗在社区办理的健康证明。受访者供图） 柳善明的遭遇并非个案。在河北省网络问政综合平台网站上，一份名为《湖北居民能否返回河北廊坊》的投诉称：“你好，我们是滞留湖北廊坊居民，在湖北已居家隔离近两个月，现在湖北所在地黄冈蕲春已为低风险地区可返工，返回后我们也愿意继续接受隔离措施，但是报备居委会时却一直不让回廊坊，请问政府能不能帮忙解决？” 上述投诉的最新办理跟踪信息显示，3月24日，廊坊市开发区卫生健康局已受理该留言，但尚未有明确回复。《财经》记者检索发现，在前述问政平台上，还有数条类似投诉、询问返工政策的信息，但截至发稿，都未得到明确的公开回复。 3月27日上午，柳善明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前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称，有关领导会尽快安排他和工友们的复工事宜。3月28日上午8点多，柳善明告诉《财经》记者，自己和工友们正在等待进行核酸检测，拿到检测结果后河北就能够开具复工证明。明天他打算和工友们出发返冀。 而在此之前，3月27日下午，柳善明工厂所在的廊坊市安次区仇庄乡政府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表示，不同区、不同街道的政策可能略有差异。复工问题需要和企业对接，对接之后由企业上报给政府，之后由企业安排隔离等问题。柳善明则表示，他自己就是所在的企业负责人，却仍在较长时间内咨询无门。 3月27日下午，《财经》记者致电廊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询问湖北籍务工人员返工被拒的相关投诉处理结果及政策要求，对方表示不清楚有湖北人士反映的报备遭拒绝的情况；就湖北返岗人员的具体政策，对方表示需要问居委会。 柳善明工厂所在的廊坊市安次区地理位置特殊，是首都政治“护城河”一线阵地。疫情发生后，安次区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启动一级响应，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全区重大政治任务，把“内防扩散、外防输入、拱卫首都、共克疫情”作为首要目标。 2月29日，廊坊市委书记冯韶慧来到安次区的社区、企业调研检查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他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不放松，积极有序促进企业复工复产，统筹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3月16日，《廊坊日报》报道称，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确保复工复产企业员工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力筑牢企业复工复产‘防火墙’”。 试用期快结束时，“我被辞退了” 和李峦英夫妇返岗时遭遇被劝返等波折不同，来自湖北黄冈的张洁在疫情期间失去了返岗机会，她被辞退了。 张洁此前在广州的一家小型外贸公司工作，她告诉《财经》记者，在今年2月试用期快到期时，她被告知不用再去广州上班了。 1月底张洁回到老家过春节，疫情暴发后黄冈“封城”，她因此无法按计划返岗广州。但张洁称，她从2月开始就在家远程办公，每天在钉钉打卡。“试用期快结束时，领导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班，又过了一个星期通知我因为业务不达标不能转正，我问是否可以申请延长试用期，对方说不可以。就这样我就被辞退了。”张洁表示，她2月的薪资也被减半，“理由是没有到办公室上班。” 对于试用期被辞退的现象，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反就业歧视法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阎天表示，《劳动合同法》规定，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因此，用人单位在试用期内辞退员工，也要有一定条件，需要提前通知，并且有正当理由，举证该员工不能胜任工作。如果遭遇试用期内被非法解除劳动关系，员工可以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申请劳动仲裁，对仲裁不服还可以提起诉讼。 但张洁表示，自己没有签订试用期合同，维权会很困难，还不如赶紧寻找新的工作机会，目前她还在黄冈家中待业。北京市京师（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国强，也比较担心一些变相的、隐形的就业歧视，导致湖北籍人士就业机会减少，而一些低收入的务工人员又缺乏维权意识。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是否会加剧对湖北人就业的区别对待或者地域性的就业歧视？阎天认为，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应该尽量打破各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如户籍、地域、身份等，这也是《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出台的主要意义，“打破制约人力资源流动的障碍，有助于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配置，提高效率。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是应该反歧视的，但是在今年全国抗疫的形势下，需要做利益权衡，即是否处于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考虑，为此牺牲一部分劳动力的流动，牺牲一部分经济效率，这需要权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