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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延安时期人们的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高度赞扬，认为这是坚定革命者理想信念不动摇的“骨气”。在1942年12月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对延安县同志们的布尔什维克精神赞不绝口，指出他们的工作态度是积极的，“思想中、行动中，没有丝毫消极态度”；他们生龙活虎，不违农时，按时发放农具贷款；根据实际，“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工作”。“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乐观自信和爱国奋斗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基本生活样态。尽管当时的物质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很多时候是“端上饭碗照影影，睡在炕上望星星”，甚至在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困时，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但这些困难丝毫不能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不能断绝人民群众对革命胜利、民族自强的希望。经历过延安岁月的文艺工作者最普遍的回忆是：“虽然一切都是简陋的粗糙的，但心情是愉快的”，“精神上是极为满足和快乐的”；“延安城内不论男女老少，他们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到处都能听到革命“歌声”，都能看到“同志，同志”的相互招呼。爱国华侨陈嘉庚参观考察后预言“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引人深思的是，这种乐观自信和爱国奋斗的人生态度，一刻也没有脱离细微的边区现实生活和抗战时期具体的经济、政治工作。这样的人生价值追求也绝非只有“大人物”和政权机构、政治组织才有，而是每个类似张思德、白求恩一样的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从身边的“小事”和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做起的。抗大没有校舍，师生们自己建校舍，没有桌子就用膝盖当桌子。延安红色文化的生成和形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乐观自信的生活世界，其实践表达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扎扎实实地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去。“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总结道：“我们党的自信心，群众的自信心，结合成为战胜帝国主义的民族自信心，因此战胜了一切肉体上的困难。” 延安红色文化的内在机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社会总动员和群众大组织基础上的“救亡”与“启蒙”并重的文化运动。 延安时期社会动员和组织群众参与是结合时代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特定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而进行的，是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具体化、实践化和生活化，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是：耐心细致地引导和教育人民群众，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内在的逻辑是：通过社会动员和群众组织，把“救亡”和“启蒙”内在地统一起来，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由之路”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也正是延安十三年革命史积淀形成的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 正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动员，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一批又一批的爱国青年和仁人志士历尽千辛、奔向延安，为的就是追求中国社会的光明前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们以“打断骨头连着筋，爬也爬到延安城”的勇气和毅力，冒着生命危险，闯过重重关卡来到延安的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完成精神洗礼，为中华民族、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正是通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群众性的生产、下乡、扫盲、冬学等组织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和边区人民一起度过了“扫荡”“封锁”“重点进攻”的艰难困苦，在不断走向胜利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话语体系和红色文化传统。 （本文系教育部“延安红色文化育人研究”项目〔16JJD770048〕阶段性成果） （责编： 王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