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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博古、李德控制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节节败退，中央苏区形势十分险恶。 1934年7月初，中央决定以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军团政治委员，曾洪易为随军的中央代表，共同组成红7军团军政委员会；刘英、粟裕分别担任军团的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1934年7月6日，红7军团从瑞金誓师出征。6000多人的部队中，非战斗人员约2000人，武器极其缺乏，仅中央交付携带的宣传品就达300余担160余万份。而他们的前方，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闽浙皖地区。特别是，由于“左”倾领导者的控制，寻淮洲虽为军团长，却没有实权。红7军团的领导权，实际上由积极推行“左”倾错误政策的曾洪易（后叛变）掌握。 红7军团面临严峻考验。身为军团长的寻淮洲，其肩上的责任与心头的压力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红7军团离开瑞金后，开始时仍然是比较顺利的，先后打下大田县，攻克樟湖板、水口，抵达福州西北近郊，并一度攻入福州市区。 8月14日，寻淮洲率红7军团突袭罗源县城。战前，当时活动在此地区的闽东红军独立13团到军团指挥部接受任务，时任该团参谋长的杨采衡第一次见到了寻淮洲。他后来回忆，“我们算是头一次听到了最精彩、最生动的军事课，增长了打游击的本领，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也在我们的脑海中，深深地留下了他闪耀着光辉的形象！”“我们进驻罗源城的当天，就急切盼望再次看到寻淮洲同志，经过打听，得知他在罗源战斗刚刚结束后，就率领部队马不停蹄地北进了。” 马不停蹄，生动描述了寻淮洲率部北上时的状态。当红7军团奉命与新红10军会合时，他们已经在4个月内行程3200多里，转战了闽、浙、赣、皖四省的几十个县镇，一度震惊福州、杭州、衢州、芜湖和蒋介石的老巢南京。 在此期间，由于无法实现“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等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的，当时“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就指责这支部队没有完成任务，还把曾洪易个人的退却动摇，同寻淮洲和广大指战员的光辉战斗业绩混淆起来，给这支部队扣上“染上了机会主义”“执行了退却逃跑路线”等荒诞的大帽子。 最终，1934年11月，当红10军团组建时，红7军团改编为红10军团第19师，寻淮洲任师长。 寻淮洲此时的心境，我们不得而知，但历史记录了他此后的战斗足迹。因为摆脱了曾洪易的干扰，寻淮洲率领第19师机动作战，痛痛快快地打了几个漂亮仗。这其中包括在常山击退敌浙江保安纵队副指挥蒋志英率领的两个团，在安徽分水县（今属浙江省桐庐县境）击溃蒋嫡系部队王耀武补充旅，攻克旌德县城，并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震慑南京。 正当寻淮洲得心应手地指挥红19师打击敌人的时候，上级命令红19师立即回师，与军团部及红20、红21师会合，创建浙皖赣边新苏区。同时，为了统一领导红10军团与创造新苏区的行动，中央军区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随红10军团行动，粟裕任军团参谋长，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红色中华》报关于寻淮洲率领抗日先遣队渡过闽江的报道。 四、血染谭家桥 红10军团编成后打的第一仗，就是谭家桥之战，对手是以王耀武为旅长的国民党补充第1旅。 当时，敌人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对红10军团实施围追堵截，企图围歼我军。我军经乌泥关进到谭家桥地区时，获悉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只有这个补充第1旅尾随我军，显得孤立突出。红10军团首长于是决心利用乌泥关至谭家桥段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争取歼灭该敌大部。 对于这个补充第1旅，红10军团并不陌生。就在一个多月前，这个旅还是寻淮洲率领的第19师的手下败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