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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语言能力作为一种特质战斗力，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对抗性。作战行动中，敌对双方的语言战行动都是针锋相对、互为对抗的。这也是军事语言作战功能的基本体现。英国著名宣传家坎贝尔·斯图尔特爵士认为：“当宣传是一种武器，并按其威力能够换取几个军旅时，便普遍地深受大家笑意相迎。”我军在抗美援朝期间，根据朝鲜民族传统，利用“8·15”朝鲜解放纪念日和中秋节，向李承晚伪军展开政治攻势，散发传单137万多份，对敌军产生了重大的心理毁伤效应。这种以话语成品为武器的军事语言作战行动，在朝鲜战争中大量出现，对抗尖锐，博弈激烈。 二是软杀伤性。实施语言作战时，以语言符号为基本工具，利用与作战目的相符的话语成品所产生的特殊效应，实施舆论上、心理上、法律上和道义上、价值观上的攻势或守势。这种攻势或守势虽然不具硬杀伤性，但其综合效应不容轻视。1917年底，德国军事法庭曾公开审判4名英军飞行员，认为他们投撒的传单诬蔑和中伤了德国政府和军队，对德军的声誉和士气造成了重要的负面影响。在作战中，德军对英法军队的战地传单等话语成品的作战效应极为恐惧，勒令官兵上交英法军队投撒的传单，甚至花钱收购官兵和民众捡到的传单。 三是体系性。语言战的体系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语言战是交战双方在舆论、心理、法律和道义、价值观等方面的体系对抗；其次，语言战的毁伤效应并不是直接体现在生命和肉体上，但其作战效应往往是全方位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认为，德国之所以战败，并非由于军事战略的失误，而是由于英国的语言炸弹摧毁了德国的战斗精神。 3.效应 军事语言能力的战斗力效应直接体现于语言战的战法和效能之中。军事语言战法，是指运用军事语言手段直接实施或服务保障作战行动的方法。综观古今中外战争史，语言作战的战法应用丰富多彩，既有体现为攻势的语言战法，也有体现为守势的语言战法；既有用于公开宣示的语言战法，也有用于隐真示假的语言战法；既有旨在动员战力的语言战法，也有旨在心理攻势的语言战法，等等。这些语言战法充分体现了军事语言能力的战斗力效应。 军事语言能力的守势效应，是在作战中应用军事语言实施防御性行动的综合效应。语言作战的防御性行动应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科学谋划运用语言手段实施守势中的情报侦搜、战场伪装、诱敌误判、抵御进犯等有效战法，为转入主动攻势创造有利条件。情报侦搜、研判是作战行动中语言手段应用的普遍功能，主要战法是对各类原始情报实施战场话语信息甄别，以达成准确判断敌情的目的。《孙子兵法·行军篇》中，多处形象地论述了如何通过分析战场环境中军事语言运用特点，准确研判作战态势。例如：“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意即：敌军措辞谦卑而同时却加紧战备的，是准备发动进攻；敌军措辞强硬而且又摆出进攻姿态的，是准备实施退却。在战争中，通过仿言拟语等手段实施战场伪装，以迷惑敌方的语言战法已被广泛应用。从实战情况看，语言伪装手段较多被用来对敌方和敌对国民众实施蛊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日本都采用了语言伪装的战法来迷惑敌对国。一些化名播音员都是谙熟对象国语言、特定方言及其表达方式的专家，他们在宣传中刻意使用对象国相关地区的浓重乡音，以富于地方特征的语音语调，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一时征服了成千上万人心。如主播“哈哈爵士”以牛津乡音历数粮价上涨、军需业获利、政府拒付战死者亲属抚恤金等情况，极力散布失败主义和德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使英国民间到处弥漫着悲观情绪，人民的斗志受到极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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