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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地不允许学校考试、增加课外辅导教材，只会让教育的机会更加不均等。公立学校减负了，但昂贵的私立学校并没有，以后公立学校的师资会越来越弱，更多的老师会去机构或者私立。造成的后果是，有实力家庭的小孩会越来越优秀，把普通家庭的孩子远远甩在后面。 身在县城，周雨琪的学生有不少是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缺乏父母管教，在减负背景下，学校也参与不进来，那么放学后孩子去哪儿？网吧、游戏厅。 “这样的孩子是不会有出头之日的。” 困境何解：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 杨劲松和周雨琪都明白，国家政策的初衷是好的。 “我们要减的是低级重复、对学生没有作用的课业负担。只笼统减负，孩子的竞争压力还在，家长的焦虑就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减负”具有相对性，学习不能没有负担，真把负担都减了，学习没有效果。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表示，规范学校办学，主要是治理“抢跑道”给学生加压。南京市教育部门的做法从大方向说没有问题。但是，南京的学生参加高考，是要和全省学生竞争的。浙江想把“主动权”给学生和家长，愿意少做作业就少做，可有多少家长愿意让孩子不做作业呢？事实就是更多家长选择给学生在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基础上加餐。 “从根本上说，今日家长的焦虑，不是家长自发的攀比，而是教育竞技化，不得不让自己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比。”熊丙奇认为，要让家长摆脱焦虑，从根本上说还是要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打破唯分数论，为学生成才创造多元选择。 “其实只要让家长看到希望就可以了，看到改变的希望，看到孩子可以去‘快乐学习’的希望。”杨劲松说，不要像那篇自媒体文章一样，只让人看到焦虑和绝望。 6岁的兜兜还有很长的求学之路要走，周雨琪并不想把任何一种模式套用在自己孩子身上，也不会让自己陷于焦虑，她很明确自己的教育理念：因材施教，给孩子最适合的教育。（作者：郎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