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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此同时，教育精英在人口中的比重也有着“奇迹”性增加。1700年左右，中国总人口约1.5亿，今日中国人口超过13亿，增长了9倍左右。整个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从10万多增长到了1亿多，扩展了1000倍。在校大学生也从十数万增长至千万，增长超过100倍，这种人力资本的大发展是经济奇迹的基础。 保持高等教育获得者社会来源的多样性与保持一个较大规模和较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群体是同等重要的，对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今日帮助更多的农村学生与贫困家庭子弟进入一流大学就学，不仅有利于更有效的社会阶层流动和社会稳定，也可以保证中国教育系统从更广泛的人群中选拔优秀生源。按照生物学的观点，智商在人群中的分布是随机的，更广泛的选材有利于培养出更具创造力的人才，对保持国家与民族在未来的竞争力意义深远。 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更是大学本身无法承担和完成的，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关注与投入。尽管中国与西方社会有着大不相同的社会背景，包括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文化历史，但“异中有同”，财富等不平等加剧是中西社会面临的共同困境。 二次大战后到今天，欧美主要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试图提高教育精英的流动性，实现精英生源的多样化以促进社会活力，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甚至1980年代以后，欧美精英大学学生来源的同质性还得到了加强，严重缺乏流动性，也被认为是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这样的挑战同样在考验着中国高考。 现阶段，强调考察课堂所学、采用客观的考试方式和实行严格的按分数招生是中国高考统招的鲜明特征，也是相对来说最有利于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工农子女的最好制度安排。 从长远看，除了坚持严格客观考试标准，保证选拔质量之外，中国大学生源，特别是重点大学生源保持多样性的关键，还要依托合理基础教育资料的分配，使更广泛的人口享受到有质量的基础教育，才能保持教育的基本流动性，促进新旧交替以实现人才的活力。特别是继续加强基础教育，提高普通中小学校的教育质量，对于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非常重要。 现阶段实行的一些贫困地区照顾录取政策，作为一种补偿措施有其价值，但不是长远之计和根本之道。这样做，不仅掩盖了相对发达地区内部不同阶层子女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还会使得某些偏远、贫困地区的政府降低发展基础教育的决心和努力，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区间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不均衡。总而言之，生源质量和阶层交流是中国高考必须同时兼顾的两项使命，它们彼此有差异，甚至有矛盾，但从社会稳定发展的角度看，具有同等重要性，不可偏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