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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认为，国家医保局最主要的定位就是代表参保人来购买合适的医疗健康服务，这意味着医院之间的竞争。“对参保人负责，就是要用较少的费用买到很好的服务。参保人用脚投票，费用跟着参保人的脚走，参保人去哪家医院看病，费用就跟着谁付过去。” DRGs和按病种付费方式，事实上都需要对医疗服务质量进行绩效考核。如果没有质量的考核，仅仅考核支付，就会出现牺牲了医疗服务质量的情况。这意味着医疗与医保的考核机制必须联动。 医保与医院不是零和博弈 面对院长们在DRGs推进过程中的压力和想法，来自地方医保局的官员们亦有回应。 广东省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处处长李锦汤，介绍了广东医保局的基本思路：“我们的医保制度改革，就是让医院能用最好的技术或最合适的医疗把病治好。这个钱我照给你，然后让你自己去降成本。医院能自己控制成本的时候，我们的支付制度就成功了。” 广州市医保局医药服务处处长林立表示，组织药品招标，把药价降下来了，腾出来的费用空间和利润，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医院。接下来会对医疗服务价格有一个动态调整的机制。“很多医疗机构都对价格调整有很大期望，所以我们把药品价格、耗材的费用调整出来，下一步就要调整医疗服务的价格。” 降低药价，腾笼换鸟补助医疗服务的思路，在福建三明已先例。福建省医保局医改办主任汪剑锋在大会上详细介绍了三明医改的脉络。 他表示，三明最大的贡献是2013年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医保局，把人社部门的城镇职工、居民医保，卫生部门的药品采购、新农合，物价部门的医疗服务价格定价，以及财政部门的医保基金政策制定等众多职能，全部统一到新成立的三明医保局。 “没有统一的医保信息，横向讲，药监、卫生、医疗机构、医保信息不互通，都在自己的池子里，死水一潭，根本没法打通；纵向讲，国家、省市、县市级也无法联通，无法互相利用。”他表示。 三明医保局作为三医改革的抓手，用医保杠杆的引擎作用来调整药品、耗材价格，通过降低这一费用斩断药品、耗材的腐败链条，挤出的红利空间用于调整、提高医院的医疗服务价格，从而提高医务人员的薪酬待遇。 2011年改革前，三明医院的医务行收入3亿多元，占医院总收入18%；2018年已达12亿元，占比42%。“相当于用于发给医生的工资增长了4倍，这是改革的红利。”汪剑锋说。 他还表示，三明医改从2014年开始实行院长年薪制，并且由政府财政直接发，不从医院拿任何薪酬。随后又实行医生年薪制，并建立了非常严格的考核评价体系。由此，院长和医生们不再以医院挣了多少收入为考核，而是以技术和完成任务的质量为考核标准。 三明医改或许预示着远景，而在当下，院长们依然怀揣着压力。对于医保而言，2019年最切实的目标是保障医保资金安全，而卫健的目标是改变医生行为，使其趋于合理。DRGs则是连接卫健与医保的技术桥梁，然而卫健与医保基于各自不同的工作重点，还是会出现待磨合之处。 广州市人社局原副巡视员张学文说，随着医保制度改革的深入，医保管理越来越严了，监控越来越细了，医保与卫健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不了解；后来大家熟悉了，关系越来越好；但是现在管严了，又开始产生一些误会，我觉得里面有沟通不够的原因。” 他给了一些建议：首先，医保对现在的补丁和碎片进行整合、优化、简化，不要那么复杂，不要使医院、医生无所适从，而要做好保障和服务。其次，多沟通，多商量。“任何事情只要商量着办就不会出大事，这是我一辈子的体会”。 第三，医保有所为有所不为，各司其职。“在医疗质量、医疗安全方面，医保要少管一点。这样效率会更高。” 名词解释： ICD（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国际疾病分类），是WHO制定的国际统一的疾病分类方法。它是根据疾病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和解剖位置等特性，将疾病分门别类，并以编码方法来表示的疾病分类系统。当前全世界普遍使用的是第10次修订本（ICD-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