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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改革历程看似经历了从两票制到带量采购，再到DRG的三个大步，但实际之中，耗材的政策往往以省市为单位，各地区改革步伐不一、参与程度不一，单一地区很难同时将某一政策贯彻到位，江苏省、南京省、福建三明市等地走到了最前列，大致走出了上述谈到路径，但更多的城市则是同步推进，或是再为实现带量采购的情况下，便已开始准备DRG试点。
那么，假设“一票制-带量采购-DRG”如此顺序的路径是可行的，那么接下来的政策实行的重点将趋于补足现有的结构之中的缺失之处。
没有编码，就难以界定质量标准和保证后期诊疗效果。因此，这一领域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高值耗材存在的耗材编码不统一问题。2019年3月，国家医保局便曾召开座谈会对此问题进行讨论，2020年已经完成了众多耗材的编码，但整个工作仍未结束。
其次，如何建立高值耗材一致性评价是一个更为深远的问题。2020年的高值耗材市场可谓是进口替代的绝佳机会，这因为在评价机制未建立前，各区域采购平台仍以“低价”为优先，这意味着高价格、高质量的进口耗材将在其中面临超过预期的降价与失去市场这一两难抉择。
不少介入类高值耗材会在患者体内存在多年，如果采购时一味为了“低价”而不去评价质量，这对于患者将是一种伤害。此外，这样的激励机制较为片面，虽能推动企业开发同等功能下成本更低的产品，但也抑制了存在溢价的创新。
再者医疗耗材医保支付标准尚未建立统一标准，目前为止，仅有少量城市进行相关试点。以天津市为例，该市曾对一次性医用耗材实行基准价管理，医保按照基准价保险，医院议价越多，收益越多。这仅是一次初次尝试，未来医疗耗材支付标准医保支付可能将依照药品医保支付进行管理。
最后谈谈DRG，若没有两票制（甚至一票制）、带量采购为激励机制扫清障碍，医生可能会在控费与过多用量两个方向上徘徊不定，药械企业仍有可能通过带金销售成为药械用量的主导方。但即便已经有了两项前序政策支持，在DRG编码这项大工程未成熟前，医保局也难以充分利用DRG的效果降低经营成本。到成熟到推行，将DRG应用于高值耗材领域，还需要一段时间。
企业如何迎风启航？
政策的方向虽然分散，但实则清晰。随着标杆城市政策取得成效，经销商、器械商必须在控费之下，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对于中小型经销商而言，这一套政策组合拳几乎让他们没有还手之力。失去带量采购涉及的耗材品种之后，他们不得不转向其他政策还未覆盖的耗材品种。但高值耗材带量采购的终局可能是所以耗材通过医保局的平台进行销售，到这个时候，过去存在的企业返利与耗材价差已不复存在，数字化的物流与后端服务才是出路。
对于国内大型企业耗材厂商而言，如何做出低价高质的产品是当前创新的重点。这个时间点上，要么拿下区域超过70%的耗材品类，要么从这个品类中出局。而从长远来看，厂商依然需要寻求产品的“质变”。
对于创新高值耗材厂商而言，政策虽然与其收入、支出无太大关系，但企业研发的产品终究是要进行审批上市，所以，这些企业必须更多考虑竞品的优劣势，做出创新、有差异化的产品，避免落入“获批即死亡”的陷阱。
2020年，洗牌的声音不绝于耳。风起云涌之中，看清了政策的人方能笑道最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