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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华润微电子所处的半导体制造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其一套成体系的芯片制造设备采购成本往往耗资达到百亿级别，并需要计提6-8年的折旧期，并经过较长的财务亏损期，甚至导致创投资本进入该行业的积极性都相对较弱。从海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发展经验来看，该产业的发展往往离不开政府补助和产业基金的扶持。 再比如，生物制药行业的创新药研发需要前期的巨大资金投入，而在药品获批前的较长时间的临床期却无法为企业带来利润，这也导致该行业往往需要当地政府给予相应的产业补助。 数据显示，更大规模的政府补助往往存在于特定行业之中。其中近三年来累计政府补助最高的三家公司为和舰芯片(已终止)、天合光能、，均为半导体及设备制造行业。 在一些科创板公司中，较高的政府补助占比也折射出相应的行业特征。统计显示，近三年累计政府补助占收入比最高超过5%的科创板公司共20家，集中在智能制造、半导体、生物医药、电子通讯等新兴领域。 统计显示，上述政府补助占收入比超过5%的20家公司，在地区分布上也呈现出一定的特性。其中广东省占据此类公司的数量最多，达到4家，上海、江苏各有3家，安徽、四川各有2家。 我们认为，不同地区对所处特定行业的科创企业给予相应的政府补助，既是对相关产业补助政策的贯彻，亦是基于长线思维对当地科创孵化能力的助推和带动，也是一些区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不少科创企业度过“投入-亏损期”并实现规模化发展后，最终能够实现盈利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而政府对相关科创企业的早期补助，亦将被未来企业发展壮大后税收贡献所回报，对政府、企业、当地产业而言，这将是一种三赢状态。 高效的上市“直补” 除了对企业生产经营层面的产业补助，不少地方政府还就上市本身为当地企业提供上市鼓励、补贴等政策。 据21世纪资本研究院统计公开资料发现，目前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安徽、山东、江苏、云南等不少于17个省市地区先后为科创板制定了上市鼓励政策。 例如广东省广州市早在去年底就下发《加快推进创新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和上市行动方案》，提出对科创板和香港交易所的科技创新企业在申报相关科技计划等项目时享受各项财税支持政策，并提出力争2020年广州全市科技创新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一些省市则给予成功上市企业以明确的现金奖励。例如北京市两级财政给予发行人的上市补贴最高达600万；江苏省对于科创板上市企业一次性给予300万元资助；安徽省对科创板上市的民营企业给予200万奖励；山东省济南市对科创板上市企业的一次性补助则为600万元。 相比之下，一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现金奖励则更加丰厚。例如云南省提出推进企业上市倍增三年行动方案，对科创板上市的企业给予1600万元奖励；陕西西安高新区则提出科创板上市企业可分阶段获得最高1000万元的奖励。 我们认为，和科创企业较为集中北上广深一线地区相比，中西部省份在产业集群、人才、资金、科技资源等要素上存在明显短板，是导致其不得不在上市费用环节来强化补贴，以促进当地企业的上市发展。 对作为发行人的科创企业而言，从几百万到上千万元的上市补贴，究其实质是对发行费用的对冲和覆盖；从转移支付的角度看，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在为当地企业上市发行“扛成本”。 在科创板的上市补贴政策中，部分地方政府体现出了较高的执行力。据21世纪资本研究院确认，日前某西部大省在当地某科创板企业成功上市后，政策承诺给予发行人和保荐机构发放相关补助和奖励款项已经到账，这在上市补助款到账可谓“神速”。 例如在2014年以来的新三板扩容中，多个地方也曾对新三板挂牌企业提供补贴，但据我们了解，在一些财政状况欠佳的地级市，不乏存在一些财政补贴款至今还未下发的状况。 我们认为，这一方面和当年新三板企业挂牌规模超预期，一度超过1万家，超出部分地区财政预期，导致款项落实迟缓；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对科创板的重视程度更高，因此也提高了补助落实效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