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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预防原油价格下跌带来的全球通货紧缩风险。2月份PPI为负，原油价格大幅下跌，政策宽松的渠道已经打开，需要兼顾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需要对冲一部分价格下跌带来的风险，为企业提供宽松的融资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靠新基建托底经济，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注入动力。同时在发展新基建的过程中要兼顾平衡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统筹基建增长和城市治理之间的互动，例如在推行新能源汽车的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城市的交通容量；在解决公共卫生服务的同时，兼顾解决医疗资源的分配。 二是在石油价格形成机制方面，应尽快启动地板价机制。我国主要石油公司的原油开采成本大约在每桶30美元左右，及时启动地板价机制有利于保护国内原油开采企业，稳定国内的石油供应。同时，油价过低长期来看不利于能源结构转型，加大了对外部石油的依赖性。 三是进一步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在全球范围内的资金都在寻找避险资产的危机中，中国十年期国债的到期收益率与美国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相比高170个基点以上，人民币资产在国际上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当前资金在世界范围内寻找避险资产，美国国内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我国可以合理利用外资增加国内的资金存量，避免市场的资金面紧张，更有利于助力疫情后经济的恢复。 四是尽快完善衍生品市场，增加企业对冲风险的渠道。在商品市场的大幅波动过程中，尽快健全期货、期权、互换等衍生品的产品品种有助于帮助企业规避风险，降低收入的不确定性。政策可以进一步引导企业采用衍生品工具来锁定原材料成本，对冲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可以考虑给使用衍生品进行风险对冲的企业一定的税收倾斜，从而将宏观风险分散到微观主体身上，一定程度上缓解银行的压力。 （作者：谭小芬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王睿贤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应急管理项目“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批准号71850005>资助） （责编： 王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