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郁建兴烈士的妻子徐新艺还难以接受与深爱着的丈夫永别的事实。泪水中，徐新艺向记者回忆了俩人的相识、相知和16年短暂相伴的人生旅程——

　　我们是在1987年结婚的。他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又从助教升职到教授，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两地分居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在学院工作很忙，很少回家，孩子小，我的身体又不好。当我问他能不能调到离家近一些的部队院校时，他总是说：“我离不开这个学院。防化武器的研究很重要，它对中国和世界都很重要，它也能给我带来幸福。”

　　为此，我和他之间发生过争执，但最终是我向他妥协了。2002年，我辞了工作，到北京开了一家餐馆。到北京后我才知道，郁建兴是这样地热爱他所从事的事业。当时，他的腰椎病已经非常严重，坐都坐不下，晚上睡觉都要我帮他翻身。痛得厉害了，甚至离家几百米都难以回去。他不仅没有回家养病，反而在办公室放了一张小床，实在回不了家时，就住在办公室。我好不容易把他拉到医院，医生说他至少要住院40天，他竟然开了点药就回来了。

　　第一次去伊拉克的时候，他告诉我，能代表国家为世界和平事业做点事，对他来说是一种破格的荣誉。这次，伊拉克形势越来越紧张时，3月12日，我给他打电话，盼望他早点回来。他说，现在工作非常紧张，联合国要挽留我。他还跟我说：“我是代表中国参加化学武器核查，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工作，也关系国家的形象。”

　　当噩耗从巴格达传来的时候，我不相信这是真的。3月19日，当覆盖着联合国国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灵柩轻轻地从机舱移至地面时，我突然间强烈地意识到，建兴，他终于回来了，但他是回来和我永诀的！

　　我们婚后的16年，两地分居了15年。但是，我知道他对我的疼爱。有一年冬天，天很冷，他临走前买了十多条鱼，在院子里用井水冲洗，鱼冻得硬邦邦的，他的手被划破了，鲜血直流，但他一直没吭声。他说，我明天走了，这些你们可以吃一阵子。

　　他是我的丈夫，但他不只属于我，也属于他所热爱的事业，属于培养了他的军队和养育了他的祖国，属于他为之献身的人类和平。过去我曾经有过不理解，现在我明白了，因为，他已用他的全部生命向我诠释了“和平”这个神圣词语的含义。

　　这段时间来，党、国家、军队各级领导，全世界很多素不相识的人，都在关怀着我们一家，用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的尊敬和同情。我想，我最亲爱的人，已经在最崇高的事业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刚到北京来时，建兴经常带我在防化学院花园里的那条小路上去散步，并告诉我那是一条“情人路”。12日那天，他还在电话里说，“等我回来，到时候我们到‘情人路’上去散步。”没想到这竟成了我生命中永远等不来的约会。